共情：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基点

Dumelty

导读作为“情”“理”和“行为”的统一体，“共情”理念蕴藏着对话与沟通的可能，契合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位传统，也是我们党百年舆论引导的重要经验。

在我国，舆论的主体是亿万民众，舆论导向成功的关键亦是民心所向。而“事实-情感”双轮驱动社会舆论变迁，使舆论引导无法回避公众的情感诉求。但目前对一些地方性风波的舆论引导还存在共情不足、对话意识较弱的问题，引起了次生危机。虽然往年的舆论引导总体建立了“负面声音减小，正面声音放大”的舆论生态，还能通过信息控制解决“入眼”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价值认同基础上的“入脑”“入心”问题，[1]“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方法早已未能取得更好的疗效。[2]

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要解决价值认同层面的“入脑”“入心”问题，实现凝神聚力、塑造认同。但往年双向支配的宣传和非均衡的劝说路径，早已未能满足舆论引导的须要，确立单向对等主体和相处互动意识的要求日趋强烈。[3]本文将人类情感视为舆论引导的建设性诱因，聚焦于“共情”这一特殊情感，将其作为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基点，以求破解共情不足之困，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实现凝神聚力的目标。

共情：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基点

共情是情、理与行为的统一体，突破往年情感与理智的二元对立，蕴涵对话与沟通的内在可能，契合并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党的百年舆论引导经验的总结。

（一）共情蕴涵着对话与沟通的理论诉求

共情蕴涵着对话与沟通的理论诉求。作为心理学概念，共情指的是个体确切地理解别人的情感，并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确切情感反应的一种能力。其从低级到中级可分为情绪感染、同情关注和观点采择三个阶段。情绪感染是指个体遭到其他个体情绪的影响；怜悯关注是指个体怜悯或关心一个处于苦闷的其他个体，而不只是共享其他个体的情绪；观点采择共情是指在理解其他个体的观点和心态的基础上形成的共情反应，这个过程可以没有情绪唤起。[4]可见，共情囊括了从情倍感理智全过程，才能突破往年情感和理智的二元对立。

有学者将共情分为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认知性共情指角色采择能力，是对别人看法和情感的理解能力；情感性共情是对别人无意识的体会；而行为性共情则是言语或非言语的共情体验的沟通方式。[5]最能展现共情特质的是认知成份，这是共情与单纯的情绪感染、情绪共享相区别的关键特点，更是共情作为人类所独有的一种心理过程的能动性的主要彰显。[6]即共情本身就饱含理智的成份，而理智的判定也须要共情的体悟。[7]同时，行为性共情亦蕴含着以对方容易并乐于接受的方法进行有效社交、沟通、互动和反馈的过程。[8]为此，在情感层面，共情才能实现与引导对象的情感共鸣而具有人文关爱；在认知层面，共情才能赶超通常情绪具有的非理智特点而产生理智特质；在行为层面，共情才能赶超往年舆论的双向引导而蕴涵对话与沟通的可能。

（二）共情厚植于中国文化的“情本位”传统

共情契合并厚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情本位”的传统。[9]对中国人而言，“情”能够阐明个人乃至世界的真实，恰恰是“情”才能使我们立足于现实。[10]基于情感而衍生出的例如表示怜悯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表示关系的“休戚与共”，表示处事原则的“絜矩之道”等传统儒学文化，其对人伦、人情、仁爱的关注，正构成了中国历史传统中情本位的文化特质。连绵不断的情感文化既是舆论形成的文化心理成因，也应成为舆论引导的重要资源。

（三）共情贯串于党的百年舆论引导实践

共情彰显了我们党百年以来新闻宣传、媒体动员和舆论工作的基本经验。党的百年辉煌历程，最重要的就是充分认识到情感的根本真实性，并对其加以借助，激起了普通老百姓的情感，[11]从而实现“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革命目标。对人民情感的注重是党引导民众、动员民众的重要经验。新时代，习近平总市长强调：“有没有爱情，对谁有爱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12]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也是这么，对人民有没有情感，有何种情感，也决定着其引导成效。党的舆论引导的百年经验与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现实要求呼唤与人民共情。

共情能力：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能力

公共舆论本身可以从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两方面进行阐述，[13]而共情正是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的结合体，认知能力是指鉴别、命名别人情感状态的能力及采择别人观点的能力；情感能力指个体的情感反应能力，两种能力交互作用，使个体形成共情。[14]这说明舆论与共情在认知与情感维度高度契合。结合共情三元素以及舆论的两个维度，媒体须要在情感性共情、认知性共情和行为性共情三个方面提高共情能力。

（一）情感性共情能力

情感性共情能力是指舆论引导主体对别人的遭到具有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情感反应能力，对应共情中“情”的诱因。多数舆情风波都缘于民众对别人的怜悯之关注，对别人的情感体认和情绪反应，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现实抒发。在此意义上，共情正是人基本之同情。为此，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须要具有基于公众“情感”的共情能力，即对身处窘境和痛楚中的当事人具有人文关爱、同情之心，对通常公众在舆论中的情感抒发才能进行及时、恰当回应，向其传达“感同身受”的心态。

（二）认知性共情能力

认知性共情能力是指舆论引导主体通过采择别人看法、观点，识别别人情感状态来理解别人的能力，对应共情中的“理”的诱因。舆论是情与理的交织，虽然后真相时代情感驱动舆论的生成变迁，“理”依然是舆论背后的关键所在。舆论的背后埋藏着民众对社会价值尺度和运行方向的内在要求，其中就包含民众对公正正义的期盼，对天理民心的期望，对社会结构性困局的关注。为此，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须要有由“情”入“理”的洞察能力，即在舆情激增、群情激奋的复杂舆论环境中，除了要关注公众的感性情绪，还要关注其背后的理智诉求，找寻引起舆论的症结。

（三）行为性共情能力

行为性共情能力是指舆论引导主体通过言语或则非言语的形式进行共情抒发与对话沟通的能力，对应共情中“行为”的诱因。舆论形成于现实社会，表征于各类媒体平台。舆论引导除了要使媒体上的舆论消散，还要清除引起舆论的现实底泥。在舆情风波中，民众都期盼风波最终得以解决，或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公正正义得以展现,即让关注、参与风波的民众和当事人获得认同。由此舆论引导主体还须要具有“说”和“做”的能力，并具有从“说”到“做”的行动力。即新型主流媒体须要通过充裕的爱情话语与民众沟通，迸发其情感共鸣，在“说”的层面深受认可。还要对公众关切的实际问题给以解决，在“做”的层面满足其合理期盼。

共情式对话：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路径

日本学者哈贝马斯肯定了共情在对话中的价值，觉得对话的参与者都必须才能换位思索，将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借以建立对话团结的基础。[15]新时代，沟通相处是舆论引导的基本认识逻辑，其价值核心在于汇聚人心与再造共识。[16]因此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核心机制在于“共情式对话”，它要求舆论引导从往年的“独白式双向引导”走向“共情式多元对话”，在对话沟通中消解差别、寻求共识。

（一）以人民为中心聆听民心民意

习近平总主任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共情式对话理念要求舆论引导主体聆听民心民意，与民众产生对同一风波的同步关注、同向关切，[17]与民众情绪“交流”、与社会舆论“对话”、与利益群体“沟通”。舆论引导不应是高高在上的自白和双向引导，而要固守人民立场，聆听民众诉求，与民众同呼吸、共情感，把准民心民意心跳。还要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考量舆情风波和舆论诉求，深入群众体会当事人的遭到，多一些包容和耐心，为舆论引导注入人民情结。在此基础上，确定应当说哪些、如何说和以哪些样的情感心态说。在不断沟通和互动中产生良性情感互动，提高以人为本的价值长度。

（二）以直面关键性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共情引导的立足点虽在情，但根基在事实与真相。舆论因风波而起，风波（议程）和意见（观点）是舆论的重要组成要素，因此风波和观点本身就足以构成舆论引导的中介物。虽然舆论迈向更为多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其演进常常由关键性问题决定，因此也是对话的关键所在。从既往的实践来看，能够直面关键性问题，不失声、不缺失，决定着舆论引导的成效。避重就轻、答非所问甚至欲盖弥彰必然无法有效引导舆论。

（三）以对话有效性原则进行持续引导

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舆论引导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媒体与公众在“质疑-回应”中不断对话的过程。哈贝马斯的对话有效性原则可以为舆论引导提供借鉴。他觉得相处参与者的语言行为须要遵守对话基本原则，即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价值规范的正当性、表达意向的真挚性。它们在具体应用中可以被分别加强，如在认识式的运用中，内容真实性跃居首位；在互相作用式运用中，人际关系的适合性具有明显位置；在表达式运用中，言说者的真挚性具有明显位置。[18]舆论引导正是一个基于真实性、正当性和真挚性，并运用公众可理解的语言进行持续对话的过程。一是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媒体须要通过调查研究对真相进行还原、澄清，并及时、准确地将其传递给公众，在事实层面引导民众的理智认知，满足社会的合理期盼。二是价值规范的正当性。舆论引导的过程本身是基于风波而重建信任关系的过程，即从一种潜在的“对抗性”关系转化为一种“共识性”关系。这要求其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公共利益构成了舆论引导的正当性原则。只有符合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能够产生民心的最大公素数。三是抒发意向的真挚性。舆论引导的过程也是媒体与公众诚恳对话和沟通的过程，是否具有真挚的对话和沟通意愿，决定了公众的情感反应。这就要求媒体通过真挚的情感和心态呈现，换取公众的理解和谅解，达成共情。四是语言使用的可理解性。这须要媒体找寻与公众契合的语言风格、话语形态、叙事策略等，力求做到浅显易懂，让公众听得懂、看得明白，为主流媒体与公众产生共识提供条件。

共情价值：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效能

共情式对话理念能将往年舆论引导在信息层面的疗效拓展到公众心理层面，以提高不同主体之间的理智对话、凝聚社会理智共识，实现党心与民心相通、夯实民心政治的基础，从而提高公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信任。

（一）消弭情感负疚，产生情感共振

以共情式对话为理念，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就能否达成共情，产生媒体和公众的良性互动，确保新闻媒体一直为人民服务，实现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将这些引导理念运用在日常各种舆情风波的引导过程中，才能避免由于过度引导或引导不到位而引起的舆论大跌或次生舆情危机，也才能避免由于满足少数人利益需求而引起舆论引导党性不强、人民性缺位的问题，实现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凝神聚力的目标。

（二）提高理智对话，汇聚社会共识

共情式对话理念的优势在于共情的主体是平等的。这使媒体的舆论引导既有情感上的共鸣，也有认知上的理智判定，因此能否实现“情”和“理”的结合。在认知性共情和行为性共情层面，才能使媒体和公众实现理智对话与沟通，而不是双向引导，让舆论成为汇聚共识的抓手，而不是破坏共识的变量。如在司法舆论中普及法律知识，在公共卫生风波舆论中普及公共卫生知识。通过提高民众的理智判定能力，增加基于情绪情感驱动的舆论热点风波发生机率和负面影响。

（三）筑牢政治基础，实现民心相通

舆论引导的共情式对话理念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它是媒体通过与人民群众的共情和对话来实现的。因此，媒体的舆论引导就不再只是聚焦于信息层面的“入眼”问题，而更深入到价值理念层面的“入脑”“入心”问题，正是紧抓了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捉住了民心，才能在舆论引导中实现与公众的同频共振，也可进一步筑牢党通过媒体进行治国理政的群众基础和民心基础。因此，共情式对话才能实现凝神聚力、塑造共识的舆论引导目标。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通常项目“‘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的媒介支持研究”（批准号：22BXW04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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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军峰.共情式对话：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理念[J].青年记者,2023(23):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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