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书芝：女性地位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变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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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书芝，女，湖北孝感人，四川师范学院公共管理大学副院长；雷遥遥，男，湖北孝感人，四川师范学院公共管理大学硕士生。（本文原刊于2023年第5期，第81-88页）

摘要：男性地位的演化反映了社会改革的进程，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处境是妇女地位的重要彰显。社会经济地位彰显的是个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夫妇相对收入则反映的是家庭权利关系。基于CGSS2017的数据，研究发觉：第一，总体上教育和收入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国有单位比无单位的性别角色观念更现代；第二，教育对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均有明显影响，但对男性群体的影响更大。收入的降低才能使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持续趋于现代化，而这些现象在女性群体中没有得到彰显；第三，夫妇相对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别。父亲相对收入越高，其性别角色观念会越传统，而父亲则会出现“性别演出”现象。

关键词：性别角色；男性地位；性别平等；性别差别；社会经济地位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人们对性别平等的相关话题非常关注，互联网上针对男性权益的阐述异常热烈，女人在婚姻、生育、工作及教育等方面的处境是你们关注的焦点，这既彰显了社会发展中男性作用日渐显现，也反映了时代发展下人们对建立平等社会的期望。观念会影响人的行为和心态，性别角色观念的不同，对男女两性的行为规范和角色期盼也会不同。性别角色观念是对男女两性在不同领域内应该如何分工、怎样行为的一种认知和想法。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觉得公共领域属于女人，私人领域属于女性，女性的职责是外出谋生，男性的职责是帮衬家务、相夫教子，而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主张两性平等，男女共同承当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新中国创立伊始，“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传口号就在中国被人们所传诵。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会议上，我国是为数不多承诺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国家之一，2022年党的二十大再度指出要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1］。几六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妇女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依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接受学院本科及以上教育的女人比列为18.0%，比女性高1.6个百分点。但是，还是有49.1%的女性和41.7%的女人抱持“男人应当以社会为主，女性应当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观［2］。这表明男性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西方有关性别角色观念的解释性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3］，许多学者从男权运动、教育普及和经济发展等宏观层面剖析了性别角色观念的变化，觉得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会使性别角色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变［4］。还有一些学者剖析了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和种族地域等微观诱因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在宗教信仰、政治身分上更自由的人，其性别角色观念也更倾向于现代化［5］。而我国自1990年代开始研究性别角色观念，一些学者剖析了先赋诱因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包括父亲经济地位、户籍、年龄、性别等［6-7］；另一些学者从就业经历、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等方面，剖析了自致诱因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8-9］。研究的基本观点包括：家庭背景和个人禀赋就会对性别角色观念形成影响，但先赋地位的影响要大于自致地位。女人地位的发展及其变化仍然是性别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女人地位的提升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10］，已有的研究也表明男性社会地位越高，其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就会越平等。但因为社会资源在不同性别间的配置渠道和方法存在差别，女人地位的提升未必能直接推动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性别角色观念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性别文化的影响［11］，因而在考虑男性社会地位的同时，还应该阐述婚姻内部的家庭权利关系对男性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彰显的是个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夫妇相对收入则反映的是家庭权利关系。目前国外学界对于社会地位和家庭权利是怎样影响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比较欠缺。基于此，本研究借助全省性的调查数据，企图从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阐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社会经济地位怎样影响未婚人口的性别角色观念？第二，夫妇相对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存在如何的性别差别？

二、理论与假定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性别角色观念

社会结构理论的观点指出个体的观念和心态会遭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价值观念也会越开放。马克思·韦伯提出教育、收入和职业是检测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研究发觉似乎这三个变量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而且她们的影响疗效却并不是完全重合的［12］。教育反映的是一个人获取知识的能力，但是教育具有打造观念和启蒙思想的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才能获得更多关于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知识，对于两性差别的认知也会越深刻［8］，因此对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存在更强烈的批判意识，相关研究也表明男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会改善其性别角色观念［13］。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经济的自主性［14］。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有更强的物质基础和订购能力，高收入家庭可以通过订购市场上的家务服务来解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进而实现更自由的性别角色分工［15］。为此，收入的降低有益于产生愈发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职业检测的是一个人的地位、权力、资源和威望，在中国，受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工作单位的性质更能代表职业地位［16］，不同单位的资源分配和组织方式是不一样的。国有单位（包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由于单位性质的特殊性，在落实男性生育新政、保护妇女权益等方面会愈加积极，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比较完备，职工在升职加薪、福利待遇、工作规则上愈加公正，性别观念也愈发平等。非国有单位（集体企业、个体经营、外资企业或其他企业）常常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工作单位会由于男性“结婚、生育、照料”的母职身分，在薪资、晋升、奖励等方面存在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会规避女人生育和抚育成本，造成女人无法享受到完整的国家保障新政，表现出对男性的性别歧视。无单位（主要是指农业劳动者没有挂靠单位）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受旧有性别观念影响比较大，因此性别角色观念会倾向传统。据此，本研究提出：

假定1：社会经济地位对未婚人口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明显影响

假定1a：受教育程度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

假定1b：收入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

假定1c：相比于无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国有单位的人性别角色观念更现代

（二）夫妇相对收入与性别角色观念

交换—议价理论更多关注相对收入，这一理论觉得配偶的相对经济状况会影响夫妇的权利关系，有更高收入的配偶在家庭决策时有更强的议价能力［17］。在家庭内部，收入与其他相对资源（如教育、职业等）一起建构与维持了家庭内部的性别权利，而家庭权利关系最重要的彰显是家务劳动的分工，夫妇收入差别对家务劳动分工具有明显影响［10］，夫妇中相对收入较高的一方有权利使另一方投入更多的家务劳动，并不断降低自己的家务劳动时间，这些影响在男性群体中更为明显［18］。研究还发觉，这些在家务劳动分配上越平等的夫妇，性别角色观念也会越现代［19］。但是传统的“两分领域”观和“家庭天使”认为公共领域属于女人，私人领域属于女性［20］，女人的职责是承当家庭的经济重任，而“操持家务、抚养小孩”则被看作男性的母职［21］。性别定轨理论也觉得“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为女人和男人专门设置了一套社会规范，任何人自出生起就不断被规训以适应这套规范，在中国传统社会则表现为“男尊女卑”，家务劳动被视作一种“简单”“低级”的劳动，是妇女的专属工作。因而有研究者觉得夫妇收入差别是传统家务劳动分工得以延续的主要诱因［22］，父亲收入的绝对优势被视作理所其实，事业上的成功也更符合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盼。当父亲的收入才能完全供养家庭时，会希望儿子承当更多的家庭角色，非常是当父亲也在外工作时，这些要求会更加大烈。相关研究也表明，假若父亲相对于父亲的收入更高，这么父亲的工作价值都会被加强，家务劳动的时间会降低［23］。因而，女性相对收入较高有可能会加强其保守的性别观念。而母亲的收入低于母亲时，则意味着母亲的议价能力更强，父亲在夫妇权利关系中占上风，当母亲出现工作—家庭冲突时，会要求父亲共同分担家庭事务，相关的经验研究也表明：父亲对家庭经济贡献越大，则越有可能拥有家庭实权［10］。父亲对儿子的经济依赖程度越低，承当的家务劳动比列也越低，呈现出“经济交换”的特点［24］。父亲的相对收入越高，其性别角色观念也会越平等［25］。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定：

假定2：夫妇相对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别

假定2a：未婚女性的相对收入越高，其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

假定2b：未婚男性的相对收入越高，其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

三、数据与技巧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始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学院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采用多阶段分层机率抽样方式，样本量为12582个。因为研究对象是未婚人口，因而须要选择未婚样本，剔除已婚样本①。考虑到劳动人口的年纪限制，剔除18岁以下、60岁及以上的个案，取18至59岁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剔除相关变量缺位值后，样本量为3002个。

（二）变量检测

1.因变量

性别角色观念是本研究的因变量。该变量通过以下5个问题进行检测：（1）女人以事业为重，女性以家庭为重；（2）女性能力天生比男性强；（3）干得好不如嫁得好；（4）经济不景气时，应当先开除女人职工；（5）夫妇应当均等平摊家务（反向形参）。问题答案分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完全同意”5个等级，分别取值为1至5分。五项选择题合计最高25分，最低为5分。得分越高，表明其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反之，得分越低，表明其性别心态越现代，越主张性别平等。

2.自变量

（1）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经济地位，用教育、收入和单位类型来检测。首先，受访者的教育在本文中使用教育期限进行检测②，是一个数值型变量；其次，单位类型在本研究中被分为：国有单位、非国有单位和无单位三个组别③，被处理为两组虚拟变量，国有单位为参照组；再度，对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值。

（2）夫妇的相对收入。夫妇相对收入即受访者的年总收入占夫妇年总收入的比列。

（3）性别。性别为虚拟变量，设女人=0，女性=1。

3.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年纪、户口和政治面貌。首先，年纪为连续变量；其次，户籍分为农村户籍和非农户籍两个组别④，设置为虚拟变量：非农户籍=0，农业户籍=1；最后，政治面貌分为干部和非干部两个组别，设置为虚拟变量：非干部=0，干部=1。

四、数据剖析结果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从表1还能看出，在年纪、户籍和单位类型上，女性与男性相差不大。在政治面貌上，女性中党员比例（17.46%）要明显高于女性（11.91%）。在教育和收入方面，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期限（11.58）和平均年收入（4.70）都要略低于男性（教育：11.48；年收入：4.56），而且男性的平均性别角色观念得分（11.61）较女性（13.19）更为现代。这与过往研究的推论相契合［6，8］。

从表2的剖析结果中就能看出，两性在性别角色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别，女性在“男人以事业为重，女性以家庭为重”上的得分明显低于男性（t=-9.66，p

（二）性别角色观念的回归剖析

基于社会结构理论和交换—议价理论的剖析路径，本文将性别角色观念得分设置为因变量，将社会经济地位、夫妻相对收入设置为自变量，分别对全体样本、男性样本和男性样本进行OLS多元线性回归剖析。模型Ⅰ是全体样本的模型，模型Ⅱ是男性样本的模型，模型Ⅲ是女性样本的模型，对三个模型进行VIF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BP检验所有模型是否符合同残差假设结果均显示存在异残差，因而对所有模型进行稳健回归来解决异残差问题。剖析结果表明模型Ⅰ、Ⅱ、Ⅲ均在0.001水平上明显。从总体上来看，女性要比男性性别角色观念愈发传统（β男=1.260，p

1.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角色观念

在控制其他诱因的情况下，（1）收入方面。就全部样本而言，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有明显影响，年收入每降低一个单位，性别角色观念得分降低0.429分（β本人年收入（对数）=-0.429，p

（2）教育方面。就全体样本而言，教育对性别角色观念有明显影响，受教育期限每降低一年，性别角色观念得分就降低0.129分（β受教育期限=-0.129，p

（3）职业方面。就全体样本而言，相较于国有单位的人，无单位的人的性别角色观念更传统，表现为无单位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要比非国有单位高0.391分（β无单位=0.391，p

2.夫妇相对收入与性别角色观念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就全体样本而言，夫妇相对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有明显影响，表现为夫妇相对收入每下降一个单位，性别角色观念就降低1.312分（β夫妇相对收入=1.312，p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借助“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和夫妇相对收入两个方面阐述了未婚人口的性别角色观念。研究发觉如下：

第一，总体上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越高，性别角色观念就越现代，国有单位比无单位的性别角色观念更现代。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关于公民自由和民主过程的知识，也越有可能认识到人类经历的多样性和行为的差别性。在看待两性的关系时，也会持有愈发平等的观念。而收入的提高，意味着人们会有更丰富的物质条件以及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因而收入较高的人也会持有愈发自由、平等、公正的性别角色观念。职业一般才能反映一个人的教育水平，而教育又会对人们的认知形成重要影响。国有单位作为体制内部门，具有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的首要劳动力市场相同的特点（福利待遇好、工资水平高）［26］，体制内工作也被称为“铁饭碗”“香饽饽”，而且准入门槛较高，近些年来涌现出的“公务员热”更激化了竞争难度，相比无单位的人，能步入体制内工作的人常常教育程度更高，性别角色观念也更现代。其实非国有单位在社会保障、性别收入等方面存在不平等，但正是由于这些不平等使得在非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尤其是女人群体对性别平等的诉求，因而可能在性别角色观念上与国有单位相比不存在明显差别，其解释性有待于往前进一步研究论证。

第二，社会经济地位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别。总体上，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要较女性更为现代，而且在有关性别角色观念的各项检测指标上，女性的得分都要明显低于男性。分性别来看，相比于女性，收入和教育对男性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更为显著，当收入提升时，未婚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会持续地趋于现代化，然而这一现象在女性群体中没有彰显，相反，当女性收入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其性别角色观念反倒会趋于传统。这说明教育和收入对男性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更大。

第三，夫妇相对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存在明显影响，夫妇相对收入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相对收入的增强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持续影响，表现为相对收入越高的女性，其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这是由于相对收入较高的女性在夫妇权利关系中抢占上风，因此在分配家庭事务方面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女性会更倾向于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领域，而在照顾家庭方面会更期盼男性承当更多的责任，这会进一步加强女性“男主外，女主内”的“两分领域”观。相对收入没有对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持续形成影响，而是经历了一个先趋于现代后回归传统的现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女人在筹谋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仍然被传统观念所禁锢，即当母亲的收入超过母亲时，母亲供养家庭的能力被指责，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被打破，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女人常常会顺应社会对于传统男性的角色期盼，这时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有可能会出现回归的倾向，过往的研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性别演出”［27］，进一步发觉，不仅仅在这些父亲相对收入更高的家庭中父亲承当了大部份的家务，甚至在这些母亲没有收入的家庭也是这么［28］。

综上剖析，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男性渐渐走出家庭，步入职场。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比列在不断扩大，绝对收入的提升使男性愈发主张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男性在公共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日渐显现。但经济资源的降低并没有持续地改善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仍然禁锢着女人的发展，男性无法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权利优势。虽然总体上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要低于男性，但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比男性表现得更为传统，而且教育、收入的提升对女性现代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都要弱于男性。当前女人在职场中所遭到的“母职惩罚”和“性别隔离”［29］，反映了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男性在工作与家庭中所承当的双重角色，这些对男性的性别歧视现象解释了为何人力资本较强的女人仍会在就业、收入和晋升等方面遭到“天花板”，甚至现今许多男性在应聘工作时，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须要非常说明自己的婚育情况。三孩背景下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颓势，也反映了照顾责任的家庭回归与托育服务的制度缺失使男性难以有效兼具工作与家庭［30］。为此，全社会急需转变对性别角色的传统认知，去除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产生愈发平等、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往年研究更多关注家庭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忽略了社会环境对男性发展的限制。回归模型中，教育无论是在总体样本中还是在女性或男性样本中均对性别角色观念有明显影响，这表明教育在改善人的认知，推动平等价值观的产生上具有重要的作用，非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更倾向于追求自由、平等。面对不公时，他们更乐意发声，更容易反省自己目前的境遇与遭到，也会更积极地保护自己的权益。为此，国家应在立法层面进一步保障男性的受教育权，非常是要保护弱势男性群体，如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残障男性的受教育权，同时在各级各种的中学教育中增设有关性别平等的课程理念，从制度和思想上保障男性权益，实现性别平等。

注释：

①本研究以婚姻事实与否作为标准，将“同居”归为未婚类别中，将“分居未结婚”归为已婚类别，因而本研究中丧偶变量中包含“同居、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

②参照惯例，换算方法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0年，私塾=2年，高中=6年，小学=9年，职业中学=11年，小学、技校、中专=12年，成人、大学本科=15年，成人专科和学院专科=16年，研究生=19年。

③国有单位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村委会和部队，非国有单位包括：企业，无单位包括：无单位/自雇（包括个体户）。

④农村户籍指农业户籍，非农户籍包括非农户籍、蓝印户籍、居民户籍（原先是农业户籍）、居民户籍（先前是非农民口）和军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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