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挑战，双薪型家庭政策应运而生

HeivyMige

人类生育的基本载体是家庭，家庭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是两性共同选择的结果。对于家庭而言，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育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这种成本既包括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也包括男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如被迫舍弃加薪和晋升、回归职场困难等）。面对生育率持续疲弱的挑战，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制订颁布家庭新政，直接或间接鼓励家庭生育。

原本，一些发达国家在制订家庭新政时指出男性的哺育责任，鼓励男性承当更多家庭责任。例如，从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加拿大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男性回归家庭的家庭新政。政府依据夫妇就业状况对家庭提供不同类型的支持，主要以现金补助为主。数据显示，2001年，美国将约等于国外生产总额9%的资金用于家庭新政领域，金额高达1800亿美元，相当于全省家庭扶养小孩总成本的46%。与美国一样，澳大利亚、奥地利、爱尔兰、法国、卢森堡等法国高福利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家庭补助和税收让利新政，借以保障男性健康及改善家庭经济条件。总的来看，这种新政以女性养家为主导，固化了主要由男性承当生育和家庭照顾责任的传统认识。但是，在男性自我意识崛起等多重诱因的影响下，传统家庭新政未能形成显著疗效。

随着男性就业与生育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一些发达国家的家庭新政导向发生了转变，逐渐探求施行推动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新政举措。由此，致力支持父亲双方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的“双薪型家庭新政”应运而生。那些国家施行的“双薪型家庭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提供丧假、陪丧假、育儿假等暑假；提供经济补助；发展托育服务；面向男性提供就业支持。从新政施行疗效看，经济补助、托育服务与保障男性就业权益的相关举措对生育率下降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比如，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积极鼓励男性参与就业。在“双薪型家庭新政”的推动下，男性劳动参与率从1975年的53.1%上升至2019年的71.0%。2019年，西班牙成为法国生育率排行第二位的国家，这与其鼓励女人就业的家庭新政密不可分。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因为现在女人步入劳动力市场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固化“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让女人回归家庭的“再家庭化”家庭新政未能起到提高生育率的疗效，而“去家庭化”的“双薪型家庭新政”是提高生育率的必然选择。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从我国国情出发，拟定建立“双薪型家庭新政”，可以从三个方面加码。

首先，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水平，减少家庭育儿负担。其实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近些年来快速上升，但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目前，我国托育服务供给仍无法满足家庭实际须要，大多数家庭还是以祖上照顾或全职妈妈照顾为主。当上一代人未能提供照顾支持时，家庭中的男性一般会面临“二选一”的决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承当家庭照顾责任，或则努力获得更多工作酬金订购社会化托育服务。就此来看，提供更多普惠托育服务是解决夫妇（非常是女人）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关键。

其次，建立健全的经济支持新政体系，着力减少家庭哺育负担。生育机会成本与经济成本叠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男性生育意愿。为此，惟有着力减少家庭哺育负担，能够有效提升男性的生育意愿，并实现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在当前“三育”（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较高的背景下，育儿补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哺育负担。但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看，单靠政府资金支持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家庭经济支持新政体系，不妨从建立生育保险制度、优化税收免除新政、提供育儿补助与买房补助等方面入手，综合施策，靶点加码。在此笔者想说的是，一些地区将家庭经济支持新政的领取对象设定为二孩家庭或三孩家庭，难以起到提高家庭一孩生育意愿的作用。因为一孩生育是二孩生育、三孩生育的基础，因而家庭经济支持新政应当将一孩家庭列入新政对象。

再度，建立家庭友好时间支持新政，帮助夫妇双方平衡工作与家庭。三孩生育新政施行后，各省份均延长了婚假。但是，婚假延长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其尚且有利于男性身心恢复并有足够的精力照料小孩，但也会使他们更难回到就业岗位。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推动男女平等的时间支持新政更能提高生育意愿。为此，各省份未来在建立相关新政法规时，可借鉴发达国家既有经验，优化女性陪丧假、育儿假等生育年假制度，促进两性共担哺育责任，因而支持男性就业或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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