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中的礼乐：从古人阐释出发的人格培育理论

Dumelty

中华文明素以礼乐见称。广义而言，乐是礼的一部份。以前存在一种错误观点，觉得礼是传统社会的统治工具，通过繁文缛节压制人性的自由舒展。还有一种观点，将礼视为一套基于典礼的符号系统，其意义仅仅在于以象征的形式参与社会建构。但我们假如甩掉自私的现代立场，从古人关于礼的诠释出发，见到的会是一种基于人的自然情感的人格培植理论。

例如葬礼，是古礼的重中之重，其影响延绵至今。长辈逝世了，古人要穿粗糙的大衣、吃狭小的食物、住临时搭建的窝棚、拒绝娱乐，等等，为何？海德格尔有知名的“朝死存在”（或译“向死而生”）的论断，面对自己的死亡是每位人“不可超过的”终极体验。张祥龙院士强调，朝向至亲之人的死亡，例如家长，也是生命中最深切的终极体验，会引起最本源的良知和决断。基于同样的缘由，孔子云：“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王夫之《四书训义》解释道：“食旨焉，不知其何以不甘而爽于口也；闻乐焉，不知其何以不乐而逆于耳也；居处焉，不知其何以不安而不宁于躬也。”亲人走了，我们沉溺在伤心中。不知为何，平日吃得甜滋滋的东西，如今觉不出好来，反倒别扭；不知为何，看到平日喜欢的音乐，认为清脆；不知为何，躺在照旧收拾得温情宜人的房间中，四肢不得劲。这显然是人性的自然反应。正常情况下，我们享受好吃的、好听的，是由于它们能带来愉悦。而此时哪有心情去追求快乐，享受快乐？相反，会对平日里能带来快乐的东西形成天然的排斥。

葬礼正是针对人的这些自然状态而设计的。“求协乎人心之所安者而已”，“不能强不甘、不乐、不安之情而为之也”，是为了保证人内心的自然情绪得到恰当的释放，不至于被焦躁乃至扭曲。王夫之还非常指责了关于葬礼的错误认识：“君子之居丧，岂以为礼在则然哉？岂以为情不可恣而姑制之哉？”君子依礼服丧，既不是盲目遵守外在的人为规定，也不是由于理智告诉自己，这时侯不能放荡贪恋享乐的情感，应对其加以掣肘，而是出于内心情感的自然要求。

母亲安葬后，唐代的孝女会有一段时间睡在破毛毯上，头枕着土块（寝苫枕块），“必寝苫者，哀亲之在草；枕块者，哀亲之在土”。正常情况下，我们看见亲戚受罪，很自然地会想去分担。孝女想到母亲永远和泥土、青草为伴了，不禁悲从中来，寝苫枕块是为了体验父亲的体会，替母亲分担。这是健康人性的自然反应。

或许有人会说，孝女如此做是愚蠢，不仅摧残自己，毫无意义。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的确这么。不过，实用主义在这儿有违人性。曾国藩曾提到亲家陈岱云的一件事。陈氏幼年丧父，家境贫苦。有一年冬天非常严寒，陈岱云要离家求学。家里只有两条毛毯，一条中间夹着棉花，一条只是薄薄的双层布被。父母怕女儿被人取笑，强行把被子塞给孩子，只给自己和两个小孩子留下被褥。陈氏不忍违反父亲意愿，带着毛毯走了。但想到妈妈和姐姐在家里畏寒，他一直没有盖这条毛毯。再如淮军名将彭玉麟，父亲在世时想吃海参，没条件；等他大富大贵了，妈妈早已不在了。每次赴约，端上海参，他都不忍下箸。

既然礼是自然情感的抒发，即真情显露，莫非不应该属于从心所欲的自由境界，为何还要遵守一定之规呢？打个比方，老天给了我们一副好身体，但假如我们自己不注意，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常年通宵学习，身感受垮的。人性也是这样，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人性也会垮，自然情感会被扭曲、被抹杀。礼就是唐代思想家给人性找到的恰当的情感抒发形式。

但是，尽管人的自然本性没有受到明天的破坏，也不意味着不经过努力才会自然呈现。亚里士多德有句谚语：“人在自然本性上是政治植物。”意思是，政治生活或在城邦中生活符合人的本性，即符合人的最佳状态。他并没有说，人的政治本能不须要明天培养。相反，只有接受好的教育，人才能达至这些最佳状态。所谓“自然本性”指的是人的潜能、本性蕴涵的建立状态，而非不经努力就可以自然达到的境界。《礼记·学记》云：“玉不琢，不省心。人不学，不晓得。”王夫之《礼记章句》中的“玉质虽美，而必待琢之以成。人性固善，而必导之以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甚至，天分越高，越须要引导。日本学者阿兰·布鲁姆曾批评学院院长的一种错误观点——天赋异禀的中学生不须要我们去关注和点拨。他以为不然，这种中学生最须要引导，由于能够越突出，越难发挥到极至，天资越高，越容易误入邪路。道理很简单，运动员天赋越高，越须要好教练。比起人的身体，人性复杂得多，与此相应，人格培植机制也复杂得多。礼在表面上变得繁杂，缘由即在于此。

所以，《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即“无所强增而使人安之”，由于礼是按照“人心固有之节文”设计的。王夫之阐述道：“礼顺人心固有之节文，原非以强世者。强世焉，则不足以为礼，而亦何贵有此辞藻之文哉！”好比瑜伽教练按照人体的自然规律，为每一块胸肌设计不同的锻练方案，礼的种种“繁缛”规定，并非逼迫世人遵循的外在要求，而是按照人性的自然规律设计的，是为了唤醒人性的觉醒，引导情感以自然的形式抒发，因而培植理想人格。

现实中的人，或多或少心灵受过遮蔽，根据礼的要求去做，一开始可能很别扭，认为不自然，但只要努力去感受具体仪节指向的自然情感，就有可能渐渐剥开心灵上的阴霾，实现人格的健康发育。例如母亲逝世了，有些人即使忧伤，看到好吃的东西，还是很难控制想吃的冲动。帮助那些人克服冲动，引导她们去想一想，再好吃的东西，母亲也吃不到了，会对心灵有所打动，逐步迸发起内心的天然情感，渐渐地不吃好吃的会弄成自然而然的行为。这好比一个人的腿受过轻伤，不会走路了，伤好后重新练习走路，一开始不习惯，走得怪模怪样，渐渐地走起路来就自然了。

礼的目标是培植人格，属于心灵工程，但我们不可能直接对心灵发号施令，谁也做不到。在方式上，礼只能引导一个人如何去做，有时侯看起来好像与内心无关，仅仅只是外在的、表面的行为。不过，身体的动作很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感，甚至是看法。对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来说，心里形成祈祷的念头，身感受自然作出弓步的动作，是司空见惯的常识。而托尔斯泰发觉，假如人在某种情况下处于两臂的状态，祈祷的念头会油但是生。

不仅迸发、引导自然情感，礼的另一作用是节制情感。《论语·学而》云：“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王夫之解释说：“不以礼为之节，而任情之流焉，则情有余者未必其能余，情不足者且总算不足。衣冠、玉帛、燕享之文废，而父女、君臣、宾主之道亦毁矣。又安可行哉！盖礼之有节，所以养人心之和，而使无一往而尽之忧，则禀性节也，是以和也。”

一定的情感，要求一定的释放或抒发形式。反过来，情感怎么抒发，会影响情感的存在本身。不遵守恰如其分的情感释放形式，即令情感自行其是，会带来弊端，消弱、扭曲乃至抹杀情感。大水漫灌，行之不远。某一刻心潮澎湃，任由情感猖獗，结果会“一往而尽”，骤然枯竭。礼是避免猖獗、约束水流的堤岸。

其实，没有表面上冗长的礼节，人和人的相处会显得粗糙。举个反例，有客来访，主人下来迎接，进门时宾主间有所谓“三揖三让”之礼。主人向顾客叩头，说“您先请”，顾客荐举，回揖说“您先请”。这么三番，最后还是主人先进门。现代人除了认为这很自私，还浪费时间。但对古人而言，主人一再揖让，是为了充分抒发对宾客的歉意；而顾客一再奉迎，也是为了充分抒发谦逊和对主人的谢意。一个回合就结束，那才是伪善！直情径行，只讲效率、结果的实用主义，是野人之道。文明的意义，在于心灵交流。心灵交流，是饱满、微妙、和缓的。

所以，王夫之指出：“礼有其大义焉，而大义必著于官曲之繁；有精意焉，而精意必因乎典物而见。”繁琐的礼节背后，有大义、有精意。所谓大义、精意，就是自然情感的抒发和人格培植。只有遵守看似繁杂的细节，人性能够走在健康成长的公路上。这和瑜伽教练针对不同胸肌给出的复杂训练方案，并无二致。

小时候看游本昌老先生执导的电视电影《济公》，印象最深的是济公挂在嘴里的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里留。”灵与肉的分离，常常成了饕餮之徒的护身符。听说这句话来自一个悲情的故事。明朝张献忠攻陷北京时，在城外一个寺院驻守，逼迫僧人吃素。一个叫破山的僧人说，只要你答应打下厦门后不屠村，我就吃素。张献忠答应了，于是破山一边吃，一边说出了这句话。

在礼的弘扬者看来，所谓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是靠不住的。顿悟可以解决认识上的问题，但不可能使知行合一。没经过训练，站在蹦极的高台上，虽然很清楚没有危险，仍会控制不住地颤抖。没有日常积累，再正确的认识，也不能保证关键时刻不犯错误。

对于礼，还有一类指责来自老庄的教徒。东晋名士阮籍正和人对弈，传来了父亲离世的消息，对手理所其实以为不下了，没想到阮籍非要他留出来决出胜负。棋局结束后，阮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父母安葬前，他又故意“食一蒸肫（豚，猪仔），饮二斗酒”，“举声一号，因又呕血数升”。钱穆先生评论说：“（阮）籍亦非无孝母之心，乃不乐道家之以孝为教，以礼为教。若使闻母死讯，即流泪而起，奔踊而赴，不故意勉强留赌喝酒，或可不吐此数升血。……若使籍依凡俗常礼，临葬不喝酒不食肉，此数升血又可不吐。”恰恰是阮籍揶揄的“世俗常礼”，蕴涵着“游于艺”的诗化生活形式，开启了通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之路。

和任何理想的实践史一样，在中国漫长的礼乐文明史中，不乏彬彬有礼却满腹部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假如因而无视礼所蕴涵的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无异于把小孩连同秽物一起倒掉。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支流，时代永远在前进，所以古人有“礼，时为大”的说法。但另一方面，“王者有转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迎合不变的人性，才是幸福生活的压舱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大学唐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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